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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国、新加坡和中国生活多年,这位“文化边缘人”看到了“合”的力量

出生和成长在新加坡的多元文化环境中,大学毕业后到美国留学、结婚和生活,之后回到新加坡任教多年,然后于13年前加入中欧,中欧国际工商学院管理学教授李秀娟自认为是一个“文化边缘人”,可以比较容易地适应不同的文化。在和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交流、互动和共事的过程中,她深刻地体会到了“君子合而不同”。合才有力量,不同才更精彩。“合”也是中欧的Logo,代表中外合作、中西融合。她坚信,在全球化和本土化不断博弈的今天,中欧的立足意义非凡,因为“这个世界需要‘合’的力量”。

恭贺中欧成立25周年,正值风华正茂之年。

中欧是中国政府和欧盟于1994年合作创办的高等管理教育机构,是唯一一所由中外政府合作创办的商学院,致力于培养具有国际视野、积极承担社会责任的商业领袖。这种中外合作办学的模式有时难免会被质疑:中欧应该更有“中国特色”还是“国际范”?这是中欧在成长过程中不断要面对的灵魂拷问。

25周年之际,中欧亮出了MBA和Global EMBA在英国《金融时报》全球排名中双双位列世界前五的成绩单,还提出了“合”文化的塑造。在往高处追求卓越目标的同时,也往深处打造“合”文化的软实力。“合”是中欧的logo,我觉得它意义非凡,代表中外合作,也代表中西融合。

我来中欧不久后参加了一个中欧主办的论坛,台上的嘉宾来自世界各地,台下的听众也来自五湖四海,不同肤色、不同文化背景的听众在同一个平台上相互交流、分享心得。当时我就觉得中国需要更多这样的平台,让世界和中国接轨,让不同文化背景的人相互对话。中欧希望创造这样一个平台,这是我解读的“合”的意义。

来中欧13年了,我写一下对“合”文化的感想。

我来中欧时,她刚13岁,而我已经在新加坡国立大学执教了15年,过着安稳的日子。我在大学前对中国大陆是非常陌生的,只知道父亲每年都会通过香港公司给家乡买电视、冰箱、自行车和钢笔,还会帮助家乡建校建房。那时的我与中国并无太大交集。

上世纪90年代,我从美国回到新加坡国立大学任教,开始接触许多来自中国大陆的学生。当时正值改革开放初期,企业纷纷派送高管到新加坡接受管理培训。早期的学员都来自外企,后来是国企居多,然后是民企学员的占比更高。十年间,我在这些高管身上见证了中国的发展和改变。他们就像海绵吸水一样饥渴地学习,最初的西方管理理论和实践课程逐渐无法满足他们的需求。一个新兴的市场正面临着各式各样的挑战,他们提的许多问题我都回答不上来。但同时我也对这些问题充满好奇,到底东西方的文化差异会对管理产生多大的影响?我有位在强生公司担任总裁的新加坡朋友,他本来一句中文都不会说,去了中国几年后说得非常流利,还送了我一本英文翻译版的毛泽东语录。他说未来的世纪将见证中国的崛起,要了解世界就一定要了解中国。抱着好奇和探索的心态,我开启了职业生涯中一段精彩的旅程。

我一直觉得自己是个“文化边缘人”。出生和成长在新加坡的多元文化环境中,我能讲流利的英语和华语,也懂粤语、闽南语、潮州语和海南语等方言。大学毕业后,我到美国留学、结婚和生活。新加坡多元的文化环境、华商的家庭背景和留学美国的经历使我比较容易适应不同的文化,这种“文化边缘人”的特质成为我在生活和事业上的优势,让我在教学和研究中拥有独特的思维和视角。我的合著作者张燕教授用“inside-out”和“outside-in”来形容我们两个人的合作:她在国内长大,现在在美国执教,用“inside-out”的角度看中国的发展;我是一个外国人,现在在国内执教,是“outside-in”的视角,所以我们每一次的交流都很有意思。

但“文化边缘人”也有身份认同的尴尬时刻。比如说许多中国同事会理所当然地把我的名字误写成拼音 Li Xiujuan,在机场和酒店,我被卡住不知多少回,因为我的身份证上没有汉字或拼音,只有外国人的名字Lee Siew Kim Jean。我的名字不中不西,文化认同也介于两者之间。

初到中国,我本以为自己是新加坡华人,会说中文,应该会很快适应环境,后来才发现中国好大好复杂。中国和新加坡在价值取向、做事风格、为人处事、生活方式等方面都有很大的差异。中国重视做人,建立关系更重要;西化的新加坡则重视做事,人情关系比较简单,建立法治比建立关系更重要。早期,我直接坦率、就事论事的沟通方式常被误解成强势和高要求,后来我渐渐地学会了妥协和包容。这些年来,我深刻感受到强调“做人”的东方文化和强调“做事”的西方文化需要时间的磨合,更需要相互的包容和尊重。


2016第五届中国家族传承论坛

文化是非常奇妙的东西,它是人类共享的价值信仰,通过社会概念构建人群的组织结构和权力关系。若个体是珠子,文化则是那根柔弱又强韧的细丝,它将不同珠子串在一起,形成合力。

文化的核心差异是思维的差异,东方思维的特点是先合后分,整体大于个体,讲究实用理性;西方思维的特点是先分再合,个体先于整体,强调理论理性。所以东西方思维的差异容易造成沟通的误解和冲突,但两者之间的碰撞也会产生创意的火花。

可能是生长环境的缘故,我喜欢东西融合的文化环境。我负责招聘教授时,常会被问到:“中欧最吸引你的是什么?”我始终如一的答案是:中欧的同事和学生。许多朋友以为我在中国,同事理应是中国人,事实上,我现在的同事比在新加坡时更国际化。让我印象深刻的是一个夏天,有位同事要回国,我组织了个小聚餐,13位同事来自世界的各个角落,包括美国、德国、英国、西班牙、印度、加拿大、澳洲、韩国、新加坡、中国(包含香港和台湾),每人至少在3个以上的国家居住、生活过,正是这种跨文化的经历让我们的交流丰富而多彩。平时大家各忙各的,上自己的课、做自己的研究、写自己的书,但偶尔聚在一起,总是那么愉悦,不抱怨、不炫耀,相互调侃、分享,充满正能量。在这种跨文化的交流中,我深刻体会到“君子合而不同”。合才有力量,不同才更精彩。


中欧第二届行动领导力戈壁远征

和中欧教授一样,中欧的学生也非常多元化。早期我和MBA的同学特别是国际学生相处更多,他们常常到我家聚会闲聊,聊中国、聊人生、聊情感、聊跨文化笑话,把酒言欢。我想起我的导师曾送我的一段话:A mediocre teacher tells. A good teacher explains. A superior teacher proves. A great teacher inspires. (普通的老师讲述问题;好老师阐释问题;卓越的老师证明问题;而伟大的老师则会激发学生去思考。)知识是苍白的,只有打动人心才能带来改变。而教育如果不能带来改变,那是失败的。年轻的MBA同学正处在人生和事业上的关键点,需要的不仅是知识,还有人生、职场上的辅导和激励。 

如果说MBA的精彩之处在于来自不同国家的学生,那么EMBA的精彩之处则在于来自各行各业的同学们。他们来自国企、外企、民企,从30岁到50岁不等,有苦过来的一代,有拼过来的一代,也有被扶上来的一代。他们的价值观和日常行为模式都大相径庭,在讨论中经常相互碰撞出思想的火花。我最常碰到的提问是:企业如何选才、育才、用才、留才?怎样挑选和培养企业的领军人?经过40年的经济发展与改革,中国企业已经越跑越快,对人才的要求也越来越高。全球化的时代,企业更需要一批有全球化视野的领导人。

中欧也意识到未来企业需要培养一批全球化的领导人才,这几年开发了许多海外实境教学模块,开阔学生的国际视野。我负责新加坡的海外模块,十年前我站在新加坡的视角去给中国企业家上课,十年后我站在中国企业家的视角去了解新加坡。不知道是时代变了,还是我变了?我发现自己的语境和思维已经变得不太一样,新加坡的企业也变得谦逊了,对中国大陆企业的那份优越感也减少了。能够为中新企业家相互学习建立桥梁,我觉得很有意义。


2019中欧亚洲校友年度聚会

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尽管游学能开拓视野,但并不能加强一个人的文化情商。我觉得未来应该把“合”文化也带入教室。早期在新加坡国立大学时,每个班的学员都来自七八个各地国家,课程特别重视跨文化的学习和交流。但让我印象最深刻的跨文化课程是瑞士洛桑国际管理学院的领导力课程,我被邀请参与执教。近80名学员来自30多个国家,我第一次接触到阿拉伯国家的学生,还有来自南非、日本、韩国、俄罗斯、罗马尼亚、挪威、荷兰、瑞典等国家的学生,这让我真正感受到什么是“多文化、多宗教”的群体。8个老师也来自5个国家,合作起来需要时间沟通磨合,每天下课后,我们都得复盘到半夜。课程创造了这样的跨文化学习环境,就是为了帮助学生体会文化差异对商业管理的影响,培养学生的文化情商。

在全球化和本土化不断博弈的今天,中欧的立足意义非凡。“合”提醒我们不忘初心,方得始终。

这个世界需要“合”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