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欧举办第七届金融学/会计学系年度学术会议

2024年6月18日，中欧国际工商学院金融学/会计学系以“会计领域热点洞见”为主题，举办了第七届金融学/会计学系年度学术会议。来自美国、欧洲和亚洲顶尖大学的100多位学者齐聚中欧上海校区，共同探讨当前与会计、金融、经济和政治相关的议题。

该年度会议由中欧金融学/会计学系主办，旨在为全球金融与会计学者构建一个交流思想、分享最新研究成果的平台。今年主办方共收到超过120篇论文，最终有7篇入选。来自多伦多大学的Ole-Kristian Hope 教授在会上发表了题为“投资者与碳信息披露”的主题演讲。

在欢迎致辞环节，中欧副院长兼教务长濮方可（Frank Bournois）教授指出，此次会议吸引了全球顶尖学者齐聚中欧，探讨前沿的学术议题与研究，充分彰显了中欧立足“中国深度、全球广度”的使命。

本届会议为期一天，每篇论文的发言、讨论和问答环节分别为25、15和10分钟。现将会议发言摘其要旨汇总如下，以飨读者。



主题演讲：投资者与碳信息披露 

演讲嘉宾：Ole-Kristian Hope，多伦多大学

Hope教授的发言可分为两个部分。在前半部分，他谈论了投资者是否关心碳信息披露的问题，后半部分则介绍了他与Giulia Sargiacomo共同撰写的工作论文，其研究课题为投资者偏好不确定性对企业自愿披露气候变化相关信息的影响。受Bond和Zeng（2022 年）的分析模型启发，他们研究了在自愿披露信息的市场反具有较大不确定性时，企业是否选择避而不谈和模糊化处理，以减轻投资者的潜在不满情绪。
研究结果表明，无论是使用基于字典还是基于 ClimateBert（经过气候变化相关信息披露训练的一个大语言模型）的方法进行衡量，投资者环保偏好的不确定性均与自愿性气候变化相关信息披露中的避而不谈和模糊化处理正相关。研究还发现，面对机构投资者偏好不确定的情况，环保表现极端（要么极“差”，要么极“好”）的公司披露信息时，更倾向于避而不谈和模糊化处理。进一步的分析表明，公众对企业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所作的努力持有不同看法，这也与企业更多地采取避而不谈和模糊化处理的做法正相关。最后，Hope教授等人开展的测试表明，上一年企业避而不谈和模糊化处理的程度，与分析师在其财报电话会议问答环节对气候变化问题的关注度正相关。

竭泽而渔：政策不确定性、企业生产和环境影响

演讲嘉宾：李斌 (Bin Li)，范德堡大学

讨论嘉宾：曾晓亮 (Albert Tsang)，南方科技大学 

李教授及其合作者以2020年美国最高法院对麦克吉尔特诉俄克拉荷马州一案（后简称“麦案”）的判决为实证研究背景，调查了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生产和污染的影响。根据该判决，俄克拉荷马州东半部属于“印第安保留地”，州政府无管辖权。两位作者分析了俄克拉荷马州油井的综合样本，发现在“麦案”判决后，东部部落地区油井的开采速度加快，石油产量随之提高了10%。与此同时，新井建设投资规模扩大，现有油井枯竭速度加快。利用从高分辨率卫星影像中提取的最新数据集，他们观察到，随着石油开采强度加大，油井空气污染物排放量激增。遗憾的是，石油开采量增加未能造福当地民众，他们从中获得的经济利益微乎其微，却深受环境污染外部效应之害。总之，这项研究表明，面对政策不确定性，企业必须在经济效益与环境影响之间做出慎重权衡。

金融监管对非金融违规的影响

演讲嘉宾：Vincent Giese，曼海姆大学

讨论嘉宾：林宇鹏 (Yupeng Lin)， 新加坡国立大学

Giese先生介绍了他与哈佛商学院Jonas Heese 教授共同撰写的一篇论文，其研究课题为遵守金融监管对非金融违规的影响。他们分析了《萨班斯-奥克斯利法案》（SOX）404条款的合规要求差异，发现遵守404条款导致企业发生非金融违规的可能性增加了2.8个百分点，占样本均值的43.8%。在下列情况下，这一影响表现得更为明显：企业财务报告受到更严格的外部审查、运营监督难度更大，以及资源有限等。此外，两位作者还分析了电话会议记录和10-K报表所披露的信息。总的来看，这一影响的主要根源在于企业为遵守SOX 404条款倾注了大量心力和资源。此类违规行为一般与员工及环境相关，有的则是利用发现的内部控制漏洞行违规之事。由此可见，该研究结果同样适用于SOX 404条款以外的情况。总之，他们的研究结果表明，财务报告监管可能导致意想不到的后果，给员工和环境等利益相关方造成损害。

企业对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反应：来自电话会议的初步证据

演讲嘉宾：马光 (Guan Ma)，罗格斯大学新布朗斯维克分校

讨论嘉宾：曹顺 (Sean Cao)，马里兰大学

马光教授及其合作者通过研究2022年11月ChatGPT发布后，企业管理层在电话会议中对生成式人工智能（GAI）的讨论，得到了GAI对企业潜在影响的早期证据。自从ChatGPT发布以来，企业管理层在电话会议中对GAI的讨论大幅增加，创新强度高、网络安全受到严重威胁、产品差异化程度高、工作岗位AI暴露度高和客户业务占比大的企业尤其如此。由此可见，此类企业更可能受到GAI的影响。管理层一般认为，GAI 对创新强度高、网络安全受到严重威胁的企业更有利，对产品差异化程度高的企业则更不利。至于工作岗位AI暴露度高，客户业务占比大的企业，他们对GAI的影响看法不一，但普遍偏正面。在创新强度高、网络安全受到严重威胁和客户业务占比大（产品差异化程度高）的企业，管理层会更多地讨论与行动举措相关（与日常运营相关）的话题。就工作岗位AI暴露度高的企业而言，管理层对这两类话题的讨论都有所增加，但与行动举措相关的话题可能更受重视一些。总之，此项研究表明，企业对GAI的影响和应对措施有着不同的看法和观点。

基于财务报表的金融保险系统风险模型

演讲嘉宾：樊凯 (Venkat Peddireddy)，中欧国际工商学院

讨论嘉宾：申睿 (Rui Shen)，香港中文大学（深圳）

中欧国际工商学院会计学助理教授樊凯介绍了他与哥伦比亚商学院Shivaram Rajgopal教授合著的一篇论文。这篇论文提出，可利用一种基于财务报表的方法，评估金融机构面对系统性事件时的脆弱程度（以下将该指标简称为CRISK）。Brownlees和Engle（2017年）以及Acharya等人（2012年）提出的系统性风险衡量指标SRISK被广泛引用，但两位作者认为，该指标依赖于起伏不定的股市数据，且所作的一些假设过于简化。而CRISK指标则着眼于会计基本面，并针对保险公司和商业银行的不同特点进行调整。他们的实证分析表明：（1）与 CRISK 相比，对于以FDIC（联邦存款保险公司）承保存款为主的保险公司和银行，SRISK高估了其资本要求，对于以无保险存款为主的银行，却低估了其资本要求；（2）在预测2007-2009年金融危机期间美联储注资救市方面，CRISK的表现优于SRISK；（3）CRISK与卖空比例正相关。总之，他们建议使用SRISK作为初筛工具，遴选出潜在的系统重要性机构；在这一名单的基础上，再使用CRISK进行更细致的筛选，并对预期资本缺口加以验证。

投票意向披露的市场反应

演讲嘉宾：李习 (Xi Li)，伦敦政治经济学院

讨论嘉宾：戴维 (David Erkens)，中欧国际工商学院

李习教授介绍了她最近参与撰写的一篇工作论文，其研究课题为挪威央行投资管理公司（NBIM）在其投资组合公司召开年度股东大会前夕，公开披露投票意向后的股市反应。文中将NBIM的投票意向归类为“异议”，也就是在即将召开的年度股东大会上，NBIM不同意管理层对某项代理提案的投票建议。针对那些在股东大会投票过程中预计会引起争议的提案（即最终以微弱差距通过或未通过的提案），几位作者分析了NBIM宣布其反对意向之后的市场反应。从他们的数据记录来看，反对意向公布前后出现了正异常收益。在下列几种情况下，此类收益水平更高：投资组合公司位于企业治理结构不完善的国家，NBIM持股比例较高，以及提案涉及融资和投资活动。他们的研究结果印证了这样一种观点：投资者认为具有影响力的机构股东投反对票可提升价值，这些反对票有可能改变投票结果时，其提升效果尤为明显。提高机构投资者投票行为透明度是当前的一个热点议题，此项研究为推动相关讨论的深入开展做出了贡献。
  
人工智能在会计中的应用与管理层盈余预测

演讲嘉宾：马帅 (Mark (Shuai) Ma)，匹兹堡大学

讨论嘉宾：朱鑫东 (Xindong (Kevin) Zhu), 香港城市大学

马帅教授介绍的论文探讨了采用人工智能之后，管理层的盈余预测会受到何种影响。马教授及其合著者利用一个最新网上招聘信息数据集，依据具备人工智能技能这一会计师聘用条件，找出使用人工智能处理会计事务的公司。通过双重差分回归分析，他们发现这些公司使用人工智能处理会计事务后，其管理层盈余预测准确性显著提高。值得注意的是，使用人工智能处理会计事务的效果，主要是减轻了经济不确定性造成的管理层预测偏差，而对于管理层在经济激励因素影响下有意为之的偏差，却收效甚微。此外，种种迹象表明，财务分析师似乎了解人工智能应用于会计事务对管理层盈余预测的影响。几位作者还进行了多项测试，以排除其他几种可能的解释。总之，他们这项关于将人工智能应用于会计事务的研究，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了解此举对企业自愿披露行为有何影响。

公开披露的监管执法和公司债发行的关联投资者

演讲嘉宾：丁一 (Yi Ding)，香港中文大学（深圳）

讨论嘉宾：罗淑清 (Shuqing Luo), 香港大学

丁一教授介绍的论文探究了中国公开信息披露的监管执法对公司债发行所产生的影响。通过分析一个专有的中国债券配售数据集，丁教授及其合著者发现债券监管机构对发行人的公开信息披露出具意见函，会对债券发行顺利程度产生负面影响。但就成功发行的债券而言，他们注意到关联投资者，即与发行人之前有业务关系的金融机构，会增加债券认购量，从而减轻意见函对债券发行的负面影响。进一步的分析表明，关联投资者之所以增加债券认购量，一是因为他们掌握了意见函接收方的更多非公开信息，二是因为双方存在对等交换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