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 02月22日
芮萌：是什么原因导致了中小企业的复工难？
因为疫情而按下暂停键的城市渐渐的又喧嚣了起来，最近几天，全国各地的企业陆续复工复产，从中央到地方，支持企业发展的政策接连出台，动作迅速的浙江和广东等地还开出包车、专列、甚至包机接回返工人员。而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一轮的复工潮中，中小企业的复工率仍然偏低。
在中国的市场主体中，九成以上是中小微企业。近期，中国中小企业协会发布了的《关于新冠肺炎疫情对中小企业影响及对策建议的调研报告》显示，85%的企业账上资金余额最多只能维持3个月，34%的企业只能维持1个月，33%的企业只能维持2个月，超过6个月的仅占9.96%。经此一“疫”，目前中小微企业复工的难点在哪里？怎样才能帮助它们解决资金难题和发展困境？记者采访了民进中央经济委员会副主任、中国中小企业协会副会长、浙江民营投资企业联合会会长周德文和中欧国际工商学院金融与会计学教授、中欧财富管理研究中心主任芮萌。
疫情让中小微企业最受伤
两位专家都认为，在这场疫情中，受伤最大的是中小微企业。
周德文解释称，从外部环境看，目前的经济形势与2003年大不一样。“2003年‘非典’时期，疫情过后经济很快反弹，主要因为当时经济刚刚走出通缩，处于上升通道，外部环境也比现在要好。而目前中国经济正处于经济调整期，部分中小企业在2019年已经是在困境中苦苦支撑。”
另一方面，与2003年相比，当前第三产业消费占比更高。周德文认为，2019年第三产业占比53.9%，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驱动力，2019年最终消费支出的经济贡献率分别为57.8%，其中消费的贡献率高于2003年22.4个百分点。由于疫情影响，2020年消费对GDP增长的贡献将出现较大幅度下降，这也是本次疫情对经济的冲击可能大于“非典”的主要原因之一，“春节期间，仅电影、餐饮、旅游这些行业的损失就损失过万亿元，而这场疫情中，受伤最大的中小企业，大多是从事人员密集型、服务型的行业，疫情有可能让他们的经营是雪上加霜”，周德文如是说。
芮萌认为，为防止疫情进一步扩散，国家采取了武汉封城、假期延长、复工推迟等一系列措施，宏观经济因此不可避免地受到了影响，“原材料、劳动力等生产要素流通放缓，物流、生产、销售、回款等经营活动受到影响，企业停工减产，尤以餐饮、酒店、旅游、电影、娱乐、交通运输等服务业以及实体零售业中的小微企业损失最大。”
芮萌援引网商银行的一份调研数据表示，72.7%的小店将无法正常运营或被迫停工，20人以下的小店无法正常运营的比例比300人以上的店高出约23个百分点，大量小店处于资金链断裂的边缘，不仅如此，小店无法支付工资也导致往年春节后的“返工潮”可能变成“退工潮”。
复工是作死，不复工是等死？
长期观察民营企业的周德文感慨道：“综合来看，多地复工条件具体包括防控机制到位、员工排查到位、复工申请程序、设施物资到位、内部防控管理到位、防控场所准备等几大方面，但就防控场所、防控物资两个方面，就熄灭了很多企业的复工希望，事实上，仅仅口罩一项，就让很多中小企业无法满足复工条件；还有一些地方要求企业在提出复工申请的时候填写一张‘企业确保不出现疫情承诺书’，这意味着企业面临着两种选择：要么承受经济损失，不要复工；要么就是你就用尽所有的办法保证不会出事，如果开工后，要是‘导致出现确诊病例’，企业主面临的是‘封厂’，甚至要承担刑事责任。复工是作死，不复工是等死，此说法虽极端，但不无道理。”
那么，顺利复工之后呢？“复工难，复工之后更难”，周德文直言，对复工之后的“难”，他解释主要包括：
其一，上下游未全面复工，供销不畅，影响产业复工进度。以服装产业为例，周德文表示，一方面上游原材料供应不足；另一方面，下游各地大小服装商铺均暂停营业，服装销售市场低迷，双重短缺夹击之下，服装产业复工意愿和进度都遭受着极大考验。
其二，物流尚未恢复。有些村庄为了抗疫需要，很多地方路都挖断了，除了疫情必需的物资，全国各地设置了各路关卡，供应商原材料、零部件进不来，复工生产后产品运不出去。外贸企业影响更大，目前有60多个国家限制中国进入。
其三，企业复工难，员工难复工。周德文表示，一些近期复工的企业发现招不到人了，其中原因主要是外地返岗人员手续繁琐，比如，有的城镇设立关卡，出入需要通行证，而即使通过了这些障碍，如果没有相关证明的话，也上不了高速，为了开具证明，有些返岗人员需要跑近十趟才能把所有的手续办齐。“这之后，外地返回的工人要隔离14天再审批后上岗，如果工作期间，发现有一个工人发热，不管是否确诊，那么这个工厂就要停工，所有人再隔离14天，如果隔离期间，上下游供应商开工了，而他们还没有解除隔离，那么，合作方很有可能就会更换供应商，因为合作方等不起，这也是很多企业老板选择干脆不开工，继续等待的原因。”
芮萌认为，小微企业的难在资金方面表现的特别突出，“中央目前采取了多项金融帮扶措施，引导金融机构加大对受疫情影响较大的地区、行业和企业，以及社会和民生领域的信贷支持力度，对相关行业以及有发展前景但暂时遇到困难的企业，特别是小微企业不盲目抽贷、断贷、压贷。此外，银保监会指导银行、保险机构也采取了多种帮扶措施，例如国有大行和股份制银行对湖北省内的小微企业贷款利率在去年基础上再次下调0.5个百分点，为受疫情影响的小微企业增加了专项的信贷额度，对逾期的利息予以减免等。各省市也相继出台了若干条扶持小微企业的政策，从财政、金融等层面给予有力支持。然而，以个体工商户为主的大部分小店既没有抵押担保物，也属于传统金融服务中的‘信用白户’，仍难以从大银行获得贷款。”
近日，中国中小企业协会发布了一份《关于新冠肺炎疫情对中小企业影响及对策建议的调研报告》，数据显示，参与调研问卷的6422家中小企业中，截至2月14日，已复工企业仅占59.29%，39.13%的企业还需要2周甚至更长时间复工。
其中，38.9%的中小企业反映影响严重，经营暂时处于停顿状态；29.43%企业反映影响特别严重，将导致亏损；18.13%的企业反映经营勉强维持，说明86.46%的企业受到较大影响。
企业需要什么样的支持？
周德文建议，政策层需要未雨绸缪，在保证防控疫情的前提下，对生产恢复提前做出安排和部署，将疫情的冲击降到最小，防疫是硬任务，发展是硬道理，要不断寻找防疫与发展的最佳结合点。
同时，周德文表示，政策不在于多，关键是要能出台一些实在的、普惠型的政策，比如减税、比如金融机构下调利息，以及对一些困难企业的到期货款是否可以展期3个月至半年等，让广大的中小微企业真正享受到优惠。
芮萌认为，金融科技在疫情下服务小店的作用显著，但其潜力受到了多方制约。例如，传统金融机构可吸纳存款，资金来源稳定、成本低，而互联网银行融资成本较高，一旦短期违约率攀升，将导致金融科技企业面临较大的流动性风险和坏账压力。此外，由于受疫情影响，存在资金缺口的小店数量激增，金融科技企业资金规模相对有限，难以提供充分支持。只有加强金融与科技的融合，方能高效精准地救助疫情中的小微和个体企业。
芮萌建议，传统银行应积极与金融科技企业合作，充分发挥各自优势。金融科技企业在线上获客方面具有较大优势，而银行的信贷资金更为充沛，双方合作可以让资金精准流向信用优质的小店。
另一方面，也可通过提供央行再贷款，准予发行小微专项债券或银行间资产证券化产品，定向支持互联网银行加大对小店贷款的支持力度，提高央行专项资金的效率。此外，鼓励互联网银行通过二级资本债，放开股东属性限制，鼓励股东直接增资等，也可起到多渠道补充资本的作用。
芮萌表示，在特殊时期，监管创新应及时跟上，突破原本不必要的政策束缚，充分发挥金融科技在服务小店方面的潜能。例如，可尝试在湖北等疫情严重地区进行全线上银行服务的推广和实验。试点银行在技术保障、风险可控的前提下，远程为个人用户开立Ⅰ类银行账户，让这些地区的小微企业主和小店经营者足不出户即可开立全功能银行账户，办理收款、转账、贷款等多种金融业务。
另外，全面降低企业成本也迫在眉睫。相比中大型商家，小微商家包括个体工商户普遍存在交易量小、毛利率低、抗风险能力差、议价能力不足等问题，在支付降费政策实施过程中容易被忽视，须对其加大关注并在政策上适当倾斜，才可以加快其“疫”后恢复步伐。
广州日报报道详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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