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不悔到知天命,前浪们当初的选择都做对了吗?

1996年11月,首届中欧MBA同学中的齐欣、周雷和周曦宇正式毕业。彼时,中央已提出确立和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开创了经济体制改革新实践。对于不到30岁的他们来说,好像遍地都是机会。

时代大潮波涛汹涌,首届中欧MBA毕业生正好站在了风口上,风吹得那么猛烈。站在人生的岔路口上,他们转了不同的弯,做出了不同的选择。

四分之一个世纪过去了,他们的命运相互交织又各自精彩。现在,踩在2021的尾巴上,三人在知天命的年纪里,回望自己曾经的选择,体悟25年来家国前途与个人命运的沧桑巨变。

知天命的50岁

随着2021年步入尾声,齐欣的工作又进入了繁忙期,接连不断的会议,把她的时间填得满满的。 其实,过去一年中,她大部分时间一直保持着这种紧张的工作节奏。

作为老牌跨国药企葛兰素史克(GSK)的副总裁、中国处方药和疫苗总经理,齐欣认为自己“还是个穿着红舞鞋在大企业中的职业经理人”。

但是,她很享受现在的状态,也很喜欢此刻的自己。职场打拼多年后,她拥有了丰富的工作经验和深厚的行业积累、合拍的团队与高效的组织,让她能够在工作中收获满满的成就感。现在的她足够自信,也愈发笃定。

在上个月的MBA返校日活动中,她见到了多年未见的老同学周雷。与齐欣截然相反,他尝试离开职场,开始了“躺平”的生活。

第一排左二为齐欣,第二排右一为周雷

平时的周雷喜欢泡在书堆里,人工智能、经济、管理、文学……他无所不看、无所不学,甚至在尝试创作一本小说,作为土生土长的上海人,他想写出一本自己的《繁花》。

与此同时,周雷口中“当时班里成绩最好的同学之一”的周曦宇,也在不断学习和思考。今年,已经是他在离北极圈仅有200英里之遥的阿拉斯加大学费尔班克斯分校教授金融学的第19个年头。从助理教授到副教授,再到教授,他已记不清自己教过多少学生。

这两年,由于新冠疫情肆虐全球,他除了要根据时政变化和经济发展更新自己的教学内容,还需要快速掌握不同的线上授课软件。“现在世界变化的节奏比原来快很多,老师们也必须与时俱进。” 周曦宇感慨道。哪怕正值圣诞假期,他也要加紧做科研,争取尽快完成最新的学术课题。

周曦宇(左)和家人

都说五十知天命,但对于齐欣、周雷和周曦宇而言,与其说知天命,不如说他们牢牢把握住了自己的命运。在人生的分岔路口,他们转了不同的弯,选择了截然不同的路,并顺着自己的选择坚定地走了下去。命运在他们身上绘出了不同的颜色,但剥开表面浮华,细细体味,竟发现了相似的底色。

蠢蠢欲动的80、90年代

齐欣、周雷和周曦宇都出生于上世纪60年代的江浙沪地区,同属于学习成绩优异的“别人家的小孩”。

时代的车轮滚滚向前。上世纪80年代初,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核心的农村改革取得了初步成功,城市也充满了改革的躁动。扩大了经营管理自主权的企业、快速发展的商品经济和对外开放的浪潮,需要一大批具有国际视野的现代化企业管理人才。在此契机下,1983年,中欧管理项目(CEMP)应运而生, 后更名为中国-欧共体管理中心,简称中欧管理中心(CEMI)。而CEMI就是中欧的前身。

1985年3月3日,CEMI第一届工商管理硕士研究生班在北京举行开学典礼。

同年,齐欣还是一名高一学生,并在两年后考入了当时名为上海医科大学的复旦大学医学院临床医学专业;周雷考入了上海外国语大学英美文学系;周曦宇则是高二,第二年他考入了上海交通大学工业外贸专业。

大学毕业后,齐欣进入了一家外资药企,先后做过销售和市场营销。在这个过程中,齐欣遇到了不少赏识自己的上司,他们发现了她身上的潜力,认为她更适合在商业管理领域发展。

对她来说,想要获取系统的企业管理知识,了解商业运营的内在模式,实现成为职业经理人的目标,MBA是不二之选。

1995年中欧国际工商学院在上海交大闵行校区开展办学活动

周雷渴望读MBA的原因,和齐欣如出一辙:大学毕业后他先在上海航空公司当董事长秘书,随后跳槽去了美国长青航空公司担任销售经理,月薪数千元。但高额的薪水,也伴随着高压的工作。客户、销售、市场、政府关系、财务……都在他的工作范畴内。

随着工作年限增加,英语专业出身的周雷很快就意识到了自己经管知识的匮乏。工作期间,公司总部对周雷的业绩非常认可,但某次开会中,总裁说他应收账款很高,这让周雷起了嘀咕:“我那时甚至都不知道什么是应收账款。”

周雷自然而然有了出国读MBA的想法,并顺利拿到UBC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的MBA offer。然而,拿到offer时,周雷在工作中正得到晋升,放缓了他辞职去读书的想法。此外,“如果出国读书,大概率会和那时的女朋友分手,她可能也就不会成为现在的太太了。”对于当初放弃offer的决定,周雷从不曾感到后悔。

和齐欣、周雷希望通过就读MBA提升自我不同,周曦宇希望借此实现另一种职业可能。

90年代初,对户口的限制还非常严格,毕业后的周曦宇只能回老家苏州找工作,他进入了一家国营的外贸公司,做香料原料出口业务员,接触国外的贸易公司,发掘客户、签合同。毕业后第一个月,周曦宇到手工资是110元。

“那时的苏州,只有一家友谊商店有点儿洋货,价格也很离谱”,周曦宇回忆道,“当时真正的外企还很少”。

周曦宇在这家外贸公司干了4年之后,年收入达到了三四万元。这在平均月工资三五百元的年代,已经是相当高的收入了。但是,模式化的工作让他有点儿疲惫。

那时,他的很多本科同学开始去国外读MBA,周曦宇也萌生了再去充充电的念头。但是脱产去国外读两年MBA的费用,对周曦宇来说是个天文数字。

周曦宇所在的公司订阅了《文汇报》《解放日报》等报纸。做外贸的要悉知最新的国家政策和国际新闻,周曦宇习惯每天早上浏览一下当日新闻。

某天,他在报纸上看到了中欧的招生广告。

他依旧清晰地记得,那则广告在版面靠下四分之一的位置:第一届中欧MBA招生。

1994年刊登于《中华工商时报》上的招生广告

1995年,他们汇入中欧

1994年11月8日,中欧国际工商学院在上海正式成立。

当月,中欧相继在英国的《经济学人》(The Economist)杂志和国内的《中华工商时报》《经济日报》以及《新民晚报》上刊登招生信息,通过广告、招生咨询会、免费演讲轮番上阵吸引考生和客户。市场化运作,主动出击,中欧是国内第一个吃螃蟹的。

然而,3万元的学费,让很多人“不敢奢望”。但15个免学费的奖学金名额,又让人蠢蠢欲动。

齐欣准备挑战一下自己赌一把:如果能争取到奖学金,就辞职去读中欧。

首届中欧MBA吸引了1200位候选人报考,最终只录取60人,录取比例只有20:1,获得奖学金的比例更是低至80:1。齐欣赌赢了,幸运地成为了其中一员,周曦宇也拿到了奖学金。

对于有过申请海外MBA经验的周雷来说,笔试和面试都是小菜一碟,他顺利拿到了offer,还斥巨资数万元购入了一台笔记本电脑,当时在同学中也是寥寥无几。

1995年3月13日,首届MBA班预科模块开课;1995年5月8日,首届MBA和EMBA班开学。中国第一个全面拥有MBA、EMBA和高管教育三大课程的商学院就此扬帆起航。

1995年5月8日中欧第一届MBA、EMBA开学典礼照片

首期MBA开班时,中欧还没有独立校区,同学们在交大闵行校区包玉刚图书馆的五、六楼完成了学业。

当时,中欧为部分同学提供了为期3个月的海外实习机会,成绩优异的齐欣果断抓住了机会。

1996年,她第一次登上了飞往海外的飞机。

从事医药行业的她特别想去看看其他行业是如何运作的,便选择了德国大众公司,成为了国际市场部门的第一个来自中国的实习生。

摄于德国汉堡,左一为齐欣、右二为周曦宇

车型比较、案头研究、数据分析……有过外企市场部门经验的齐欣对这些工作熟门熟路,很快就能完成工作。然而,受传统东方教育长大的齐欣,并不太善于表达自己,实习的第一个月,她常常一个人坐在角落里无所事事。

但是,齐欣也在不断调整和适应。第二个月,她在一次团队会议中,向同事们介绍了中国和上海,不仅引发了大家的浓烈兴趣,还让大家对她刮目相看:原来大家眼中的这个温柔内敛的中国姑娘身上,蕴藏了这么多宝藏。

此后,齐欣参与到了更多重要的业务和项目中,增强了自信心,并初步树立起了全球化视野。

齐欣的自信心,一定程度上来源于中欧专业且国际化的教授队伍。

谈起印象最深刻的中欧教授,齐欣、周雷和周曦宇都不约而同地提到了市场营销学教授柏唯良(Williem Burgers)。

柏唯良教授(Williem Burgers)

在齐欣的记忆中,他从不照本宣科,而是通过讲故事的方式让同学们理解专业知识,生动又有趣。周曦宇说,是柏唯良教授激发了他的批判性思维,教授常常会教导同学们换一种方式思考问题,其所提出的一些与既有观点完全相反的思考方法,让这些习惯了传统教育的中国学生大呼过瘾。

加入中欧时,周曦宇本计划毕业后在长三角地区找一家外企,当一名中层管理者。然而,金融学教授谢家伦的课,彻底改变了他的人生。谢教授对汇率知识的分析点燃了周曦宇的兴趣,他想学得更多、更深。在教授的建议下,他决定走上从未设想过的一条路——出国读博士,为成为一名金融学教授而努力。

对于周雷来说,他在中欧的收获则更为特别。那时的他还不知道巴菲特的名字,但在某堂经济学课上,他学到了“石油曲线”的知识,他通过在香港的父母买了股票,在那个懵懂的年代,做了一笔成功的投资。读书第二年,他和相恋多年的女友结了婚,组建了家庭。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已经确立的90年代中后期,市场中很缺这样既有本土背景,又接受了国际MBA教育的学生。第一批从中欧毕业的MBA学生们朝气蓬勃,充满了希望。

中欧国际工商学院1995级首届MBA毕业照

风生水起

千禧年的钟声敲响之际,大家都沉浸在跨越世纪的欣喜中。

时任IBM交通运输行业经理的周雷,正带领团队在浦东机场预防“千年虫”。作为浦东机场客户代表的他,浦东机场从国际离港系统,终合布线系统,到航班显示系统、行李系统和免税店系统,都是周雷带领团队成功布设的。

那时的周曦宇,正在12250公里之外的北卡罗莱纳大学教堂山分校准备自己的博士毕业论文。

此前,他已经取得了洛桑大学的经济学硕士学位。

在首届中欧欧方董事会成员、国际管理学会会长佩德罗·雷诺(Pedro Nueno)和中欧首届外方执行院长冯勇明(Joachim Frohn)的支持下,他还拿到了读硕期间的奖学金。

其实,早在周曦宇离开上海前往瑞士读研之前,他就离博士offer很近了。中欧毕业后,他在学校给谢家伦教授当了几个月的助教,在教授的支持下,他参加了一个专业会议,正好遇到了北卡罗莱纳大学负责博士生招生的老师。

中欧MBA1995级学员与部分教授合影

千禧年后的中欧,也捷报频频。

2002年1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办公室下达了2002年2号文件,同意中欧国际工商学院颁发本院MBA学位。同月,中欧MBA课程首次进入《金融时报》发布的全球商学院MBA课程百强,名列全球第92位。

2003年,周曦宇加入阿拉斯加大学费尔班克斯分校,从助理教授做起。

周曦宇的父母都是高中老师,教育在某种程度上像是一种家族信仰,他的父亲告诉他,要花100%的努力教育学生。遇到好老师,对人的一生至关重要。“正是中欧教授的不断支持,成就了现在的我。”周曦宇曾遇到很多好老师,而现在,自己也成为了这样的老师。

周曦宇在学校里教本科和MBA,他的职业榜样是就读中欧时的一位统计学教授。这位教授会用深入浅出的方法讲授统计学知识,而不是一味地推导数学公式。

周曦宇成为助理教授的第二年,35岁的齐欣在中欧毕业后,陆续在三家跨国制药企业迅速发展成长,并在这一年加入了葛兰素史克中国有限公司,担任疫苗业务市场总监。

2020年1月,葛兰素史克中国打破以往由外籍人士担任总经理的惯例,任命了首位来自本土的总经理——齐欣。

她领导下的GSK中国,处于中国市场环境的巨变中。一方面要面对本土药企的激烈竞争;另一方面,在国家鼓励药械创新政策之下,进口创新药在华上市的速度也在加快。

作为公司里的第一位本土总经理,齐欣想为中国的人才树立一个榜样,让他们看到更多可能性。

在工作中,她不断遇到许多中欧MBA毕业生,也持续关注着学校的动态。她坦言,中欧现在的生源比早前好得多,毕业生的整体水准也提高了不少。

在医药行业深耕二十余年,齐欣说,从最初的全线产品都要进口,中国团队只做营销,到现在在中国实现了研发中心、工厂、营销部门等全产业链覆盖,她见证了中国产品质量和研发能力的飞速提升。更令她欣喜的是,中国本土的专业领域人才也不断崛起。

在并不遥远的将来

2021年,中欧开设了DBA课程,齐欣听到消息后很是心动,希望未来有时间可以继续来中欧学习深造,把多年在企业经营管理实践中的经验体会通过专业学术研究的方式提炼总结,帮助培养更多了解中国并有具有国际视野的医疗健康产业管理人才。

在齐欣看来,是中欧塑造了此刻的她。中欧给予了她全维度的企业运营方法,推动着她在职业生涯中一步步前进。她也希望未来能有机会更多地回馈母校。

50岁之后,周雷开始奉行极简主义。在他发现的“哲学森林小道”边散步边思考问题,当儿子在毕业典礼发表感言"I am a shameless idealist and sky is never the limit" (对一个理想主义者来说,世界永无止境 )的时候, 他感到无比满足。作为“前浪”,被儿子这样的“后浪”拍在沙滩上,他心甘情愿。

本科毕业时,周雷是熟读索尔·贝娄作品的文艺青年;而从中欧毕业后,他更愿称自己为一个“经济学人”,是中欧把他变成了一个复合型的人才。“如果没有遇见中欧,我可能还是一个老文艺青年,没有经济学思维,生活和今天相比会有很大不同。”

回望过去的25年,中国经济的蓬勃发展创造了大量的机遇。这一代人亲眼见证、亲身经历了这些巨变。齐欣说他们是“幸运的一代人”,他们赶上了好时光,中欧也赶上了好时光。

周曦宇说,作为中欧MBA第一届毕业生,他们在正确的时间遇到了正确的平台,并见证和伴随了中欧的发展和成长。

都说一棵树成熟需要二十年。四分之一个世纪过去,那时埋下的种子,在时间的馈赠和中欧人的共同努力下,已经生根发芽,长成了一棵枝繁叶茂的大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