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斌教授：GDP首超百万亿，增速2.3%，2021年靠什么稳经济？

1月18日，国家统计局发布2020年中国经济年报，中国GDP首次突破100万亿元大关，逆势增长2.3%。可以看出，中国经济在过去一年经受住了疫情和中美关系的双重挑战，展现出巨大的韧性和潜力，预计将成为全球唯一实现正增长的主要经济体。

现在，国家已进入“十四五”的开局之年，未来五至十年，中国经济将走向何方？中欧国际工商学院经济学与金融学教授许斌将为大家重点分析国家“双循环”战略的出台背景、实施难点以及中国经济的未来走势。他认为，中国经济已经走过了“外循环”为主的阶段，但要推进“内循环”，还有诸多难题待解。未来，区域一体化将会成为中国实施“外循环”的重点。

全文摘要：
利用全球化窗口，中国经济创造奇迹（1978-2007）
红利逐渐消失，中国进入“双转型”阶段（2008-至今）
应对新冠疫情，“双循环、内为主”的战略出台
实施“内为主”的发展模式，中国面临诸多难点
亚太区域将成为中国实施“外循环”的重点

01
中国经济过去为什么会成功？

中国当代的经济发展是人类经济史上的一个奇迹，其成功非常难以复制。在改革开放初期，我们的人均国民收入只有200美元左右，低于印度的240美元。经过40年的发展，中国人均国民收入翻了50倍，在2019年超过10000美元，而印度同期仅为2130美元。

经济的长期增长并不是靠印钞票就可以拉动的，而是靠资源、技术以及制度共同推动的。在改革开放的前30年，中国有年轻的廉价劳动力，有充足的资本积累，老百姓平均储蓄倾向很高，同时外资带来了技术和管理方面的先进经验——这些要素共同作用，使中国实现了高产出和高出口。

高国民储蓄必定意味着低国民消费，导致“内循环”这条路无法走通。所以在这一阶段，中国经济增长是“外循环”为主导的发展模式。我们之所以能够创造出中国经济增长奇迹，除了自身的因素外，更重要的是拥有良好的国际经济环境：改革开放后，我们正好迎来全球经济尤其是美国经济的黄金时期，美国经济连续16年维持高景气；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前，除了在发生“9.11”事件的2001年，其GDP跌至0.4%，其他年份都保持了3%-4%的稳定增长。中国通过对外开放最大限度地利用了这16年的全球化窗口，其间政府所采取的汇率和出口退税等政策也起到了推动出口的作用，由此中国经济快速腾飞。

02
中国经济正处在双转型阶段

从1978年到2007年这30年间，中国经济增长主要得益于改革红利、人口红利和开放红利等多种因素，其中开放红利也可以称作“外循环红利”。这个时期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从1978年到2000年，通过经济特区引进外资实现的出口增长；第二阶段则是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带来的又一波出口增长。通过这两个阶段的发展，中国经济在全球经济中的地位大大提高了。

然而，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逆全球化思潮抬头，中国的“外循环红利”逐渐耗尽。与此同时，中国国内的供给侧也出现了变化：在2008年前后，中国经济已现疲态，虽然我们的增长率依然处在世界前列，但增长动能在逐年降低，GDP增长率从两位数一路下滑到2019年的6%，2020年因为疫情影响则为2.3%。尽管如此，中国预计将成为2020年全球唯一实现经济正增长的主要经济体。

随着中国经济持续发展，人口红利几近耗竭，资本边际收益不断下降，后发优势逐渐消失。我们距离国际技术前沿已越来越近，技术模仿的对象已越来越少。打铁还要自身硬，未来我们需要更多地进行自主创新。

我认为，中国经济现在处于一个“双转型”阶段，无论是供给侧还是需求侧都需要转型。供给侧，我们要从以高投资驱动的数量型经济增长模式，转向以高创新驱动的质量型增长模式；需求侧，我们要从以高出口为标志的外循环主导模式，转向以高国内消费为标志的内循环主导模式。认识到我们现在所处的阶段，对于企业制定战略、个人确立投资方向，都具有一定的指引作用。

03
后疫情时代，以“内循环”为主导

2020年新冠疫情爆发，导致中国经济“外循环”受阻，需要及时转换发展思路。因此，2020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首次提出要逐步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在我看来，这可以总结为六个字——双循环、内为主。

去年10月召开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再次阐明了“内循环”的重要地位：形成强大的国内市场，构建新发展格局；坚持扩大内需的战略基点，加快培育完整的内需体系，把实施扩大内需战略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机结合起来，以创新驱动、高质量供给引领和创造新需求；畅通国内大循环，促进国内国际双循环；全面促进消费，拓展投资空间……

消费、投资、净出口是拉动总需求的“三驾马车”，而总需求等于“内循环需求”与“外循环需求”之和。“内循环需求”即本国对本国产品的需求，也就是内需，它还可以细分为内循环的消费需求和内循环的投资需求；“外循环需求”即外国对本国产品的需求，也就是外需。外需对我们来说已经没过去那么重要。在未来五至十年，乃至更长时间内，我们希望通过国内消费来拉动内循环经济、带来内循环红利，但目前还不得不依赖国内投资，这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

我认为，影响消费需求的因素有三个：

• 内需潜力取决于老百姓的消费倾向。中国老百姓的消费倾向属全世界最低之列。虽然人与人之间存在差异，但整体来看，中国老百姓更倾向多储蓄而非多消费；
• 消费倾向的高低与贫富差距相关。穷人边际消费倾向高，富人边际消费倾向低。给一位穷人100元，他可能会花掉60%-70%甚至全部。而给一位富人100元，他可能会把60%-70%存起来；
• 消费水平取决于可支配收入水平。如果老百姓面临着较重的税务负担，他们的可支配收入较低，就难以提高消费水平。

04
启动“内循环”，难点在哪？

中国要想在未来五年走上“内循环”道路，第一步就是要降低国民储蓄占GDP的比重。国民储蓄可分解为家庭储蓄、企业储蓄和政府储蓄。虽然中国储蓄率最近几年有所下降，但仍处在45%的高位。为什么中国的国民储蓄率居高不下？文化固然是一个原因，但老百姓面临养老、医疗、教育、购房等方面的较大压力，也是重要原因。要想启动“内循环”，需把储蓄率降到35%以下，如何去做是政策层面需要考虑和研究的问题，而学者也可提供相应的政策咨询。

第二步是继续改善中国收入不平等的情况。从基尼系数（编者注：Gini index，国际上通用的、用以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居民收入差距的常用指标。基尼系数最大为“1”，最小为“0”。基尼系数越接近0表明收入分配越趋向平等）来看，中国在2018年达到0.468左右，是大经济体里最高的之一。一般情况下，基尼系数在0.4以上就说明这个国家收入不平等的问题比较严重。因此，中国想要走国内消费驱动之路，这个指标同样需要降下来。

能否顺利启动“内循环”的发展道路，也与国民可支配收入密切相关。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2020年全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32189元，而当年的人均GDP约为72570元人民币。也就是说，我国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占人均GDP的份额不到45%，而发达国家普遍在60%以上，发展中国家则大部分在50%左右。可见，如果要以个人消费来带动“内循环”，中国的人均可支配收入还需提高。

总之，内循环主导、双循环互促战略未来取得成功的关键是什么？在我看来，是提高老百姓的安全感，使大家能够更多地消费；同时还要降低收入不平等的情况，让中低收入人群有更多的钱来消费。此外，政府需简政放权、让利于民，这是未来应该走的一个方向。

05
携手构建区域命运共同体

除了对内探索经济发展之路，中国也一直在“外循环”中寻求突破。最近一段时间，我们不仅面临着疫情下的不确定因素，还要应对来自西方尤其是美国的打压。其实早在奥巴马执政时期，美国就推出针对中国的“3T”战略，即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服务贸易协定（TISA）和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关系协定（TTIP）。

后来特朗普上任，打着“美国第一”的旗号宣布退出TPP，并将一切的问题都归结为全球化。在2020年疫情刚开始不久，我就提出全球经济正在走向区域化的观点，即全球经济不会走向封闭，但也不会再走向全球化，而是走向区域化。

在去年11月亚太经合组织（APEC）第二十七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上，国家主席习近平发表题为《携手构建亚太命运共同体》的重要讲话。他明确表示，中方将积极考虑加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在此之前，中国与其他14个国家正式签署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标志着中日首次达成双边关税减让安排，这是巨大的突破。

2020年的最后一天，中国与欧盟“压哨”完成了中欧投资协定的谈判。协定制定了平衡、全面的公平竞争规则，涉及国企、补贴透明度、技术转让、标准制定等多项重要议题，所有规则都双向适用。随着这场耗时7年之久、多达35轮的谈判落幕，中欧深化经贸合作也迎来了新开端。正如国家主席习近平所说，中欧投资协定展现了中方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决心和信心。

中国在经济区域化的进程中不可或缺，但路漫漫其修远兮，中国要想更多地参与其中，要做出适当的让步，做好大国之间的博弈。我认为，在未来的五至十年，虽然“内循环”是工作重点，但“外循环”依然是可以做出亮点的地方。而在更远的未来，是否可能出现分别以中国和美国为中心的“全球二区化”，也是一个值得持续探讨的问题。

无论是中美关系还是新冠疫情，其实都不会影响中国经济的发展方向和发展进程。我们已经走过了“外循环”为主导的阶段，疫情爆发不见得全是坏事，它让我们脱离了原来的路径依赖，加速了转型步伐，提出了“双循环、内为主”的发展战略。我认为，在推动内循环方面，中国仍需克服诸多难点。而在推动外循环方面，中国将大力促成与亚太国家升级版的区域经济合作，打造自成一体的亚太供应链，携手区域其他国家构建亚太命运共同体。对此，让我们共同期待。